一些地方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论证，就盲目宣传要农民都种什么或养什么，结果几年后产品成灾，卖不出去。

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等等。

例如，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我们需要在更深刻的理论层面科学认识虚拟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党中央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更好地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深化改革新要求，更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

此外，应当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过8万亿，到2030年达到16万亿，有着坚守的基础。[5]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

但随着后来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政策重新调整，农村企业停滞、萎缩了。进入专题： 价格双轨制 。有时候它们被认为是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的有益补充，能得到一些支持，发展就快一些。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上导致荒谬，但对经济领域里，国家计划管不到，属于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流通的社队企业，国家领导人却往往情有独钟。

王晓鲁观点的主要依据，是1978年以后价格改革的实践，他举了乡镇企业和四川国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例子，[2]是符合实际的。当时极左横行，但政府还是给予一些政策扶持，社队企业在逆境中反而有了较大发展。

因此我认为，这样概况是否准确，还是可以商榷的。进入1970年代以后，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又一次兴起。顾准是难得的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表现了极大的理论自觉、自信，但却给自己带来灾难。1978年全国有社队企业152.4万个，职工2826.5万人，总收入431.4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

二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怎样运行和管理。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的人为此一生坎坷，甚至坐牢、牺牲。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

[14]1985年实施价格双轨制以后，一度社会商品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失控，出现较大的混乱。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他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着重分析国家计划不能管得太多、太死，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销售。我归纳他的主要观点有：1.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意味着必须计较劳动耗费，在大生产条件下，这只能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才能实现。

[11]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尽管主张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居统治地位，计划管控一切的调门越来越高，但靠市场调控的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交易的经济，却始终存在。[6] 陈云：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10]这些意见，显然是与陈云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70年代社队企业再次兴起，也与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和直接支持分不开。我罗列上述陈年旧账，并不是为了否定1984年莫干山会议，和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的重要性。[6]9月11日他又说：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一九五三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

在工业品方面，从 1982 年起，陆续放开了小商品价格，第一批为 6 类型 160种，第二批放开 8 类 350 种。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是老一辈学者几乎耗尽毕生精力去攻克、解决的。

近日查阅相关研究，发现数据出入较大，例如王曙光教授社队企业与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探索一文说，1958年社办工业260万个，产值62.5亿元。后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他的提法，从此成为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一 1956年前，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主要通过市场与其他经济成分相联系，与之相适应，那时的价格是双轨的。到 1984 年，国家定价占 73.5%，国家指导价占 10.5%，市场调节价占 16%。

因此，即使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仍然是商品经济。1984 年 10 月进一步规定，除各级政府必须管理的少数品种外，放开小商品价格。他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比较同意他们的观点。

[9]转引自张学兵：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4期。[15] 类似薛暮桥这样的老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如于光远、许涤新，还有当时属于中轻年学者的苏星、张卓元、吴敬涟、刘国光、孙尚清等等。

但他却自强不息，乐观面对厄运，抓住一切机会，追踪国际学术思想的前沿进展，始终坚持对中国命运、社会主义命运、人类命运的研究思考，直至在困顿、病痛中告别人世，未能看到后来的平反昭雪，终年59岁。顾准所提出的观点，特别是2、3、4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生产能够适合人民多方面和多样性的需求，等等。[4] 这里的数据，系笔者2014年在网上查到的，标题为乡镇企业，无作者署名，出处不详。

[15] 薛暮桥：生产资料调价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薛暮桥改革论集》P108、109，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对于产品价格，他恐怕算得上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主张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第一人。[14]薛暮桥：建议不失时机调整价格，《薛暮桥改革论集》P101，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几代人的接力赛，恐并不为过。

我想说明的是，作为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出台的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也都有确定的时间节点。[7]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9月20日他在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

特别是文革期间，许多人面临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指控，被剥夺研究问题的权利，甚至有牢狱之灾。[3]可见，价格改革的实践是走在莫干山建议前面的。

有时候，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能够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观点交流。[7] 陈云大计划，小自由，《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